北疃村是定南县（今定州市南部）的中心区，北有沙河，南有沙河支流，三面环水，村外又有一大片开阔地，地势易守难攻。从一九四一年冬开始，北疃村就开展地道斗争，此村的地道不仅村里户户相通，还与相邻的南疃村、东、西城和东湖等村挖通了，形成了联通的地道网。县领导机关、部队以及分区机关，都常驻在这里。

一九四二年“五一”大”扫荡“开始后，部队和民兵以地道为依托，于五月十九日和五月二十三日，两次与出来“扫荡”的敌人展开地道战，打死打伤敌人二三百人。敌人对北瞳村恨之入骨。暗中调集兵力，准备前来报复。

北疃村地道挖通，且连战告捷使干部和群众出现麻痹轻敌的思想。有利用地道掩护再跟鬼子干几仗的想法，周边一些村庄的百姓，也视北疃为铜墙铁壁之地，遇到敌情都往北疃跑。

五月二十七日日军要“扫荡”北疃，七地委当时已预先得到情报，估计到了敌人的‘扫荡’。五月二十六日上午，地委还召集了定南县委负责同志开会，研究部署打击敌人的任务。会议要求定南县委做好准备，给‘扫荡’之敌以歼灭性打击，并作了具体部署。决定由定南县大队一部配合少量民兵开展地道战，阻击敌人。同时，由分区派一部分部队支援县大队和民兵，在外围打击敌人。

当天下午，定南县县委书记赵铁夫同县委军事部长兼县大队副政委赵树光，到北瞳村召开紧急会议，传达了地委的决定。会上大家一致表示坚决执行地委决定，打好这一仗，并商定了具体的作战部署。决定县大队一、三两个中队（二中队由大队长范栋申带到别的地区去了），三个区小队和民兵在北疃村作战，由赵树光统一指挥。赵铁夫带一个区小队到北疃村北边的西城，与北疃村互为犄角。据赵树光回忆，位于北疃村的东北面的解庄子，九分区还派来一个排正规军。商议完兵力部署，还讨论了具体打法。最后决定先打村落战，依靠村子及村子周围的工事阻击敌人；然后打制高点，即选择有通地道洞口的高房屋，居高临下地打击敌人，最后，在予敌一定杀伤后，再钻地道，放敌人进村，进行地道战。

当天晚上，由县委书记赵铁夫主持，所有参战人员参加，开了个动员会。县大队、区小队的战士们一听说要在家门口打仗，觉得有地道作依托，又有分区部队支援，信心十足，士气高昂。会后，赵铁夫带着一个不到三十人的区小队去了西城村，留在北疃村的三百多战士、民兵，在赵树光的指挥下，修工事、备担架，设障碍物、埋设地雷。部队、民兵和群众整整忙活了一夜。

村里的百姓也都知道要在这村打仗了。于是也忙着砌死院门，把家中粮食、家畜及贵重点的物件事先放地道坚壁起来。村里的孩子们见到这么多八路军出出进进，更是高兴得像过节一样，在村中跑来跑去，不断交换着各自的见闻，年轻人更是忙进忙出，都想着这回打了胜仗，把手中的土枪换杆三八大盖使使。

周边一些村子的村民，担心敌人顺道到自己村里去报复，也携带着大包小包奔北疃的地道来了。直至下半夜，村里的街上依然人来人往，有背着枪的战士，有刚忙完一项工作，又想起另一项工作急匆匆走过的干部，也有附近村来北疃投亲靠友的百姓。

五月二十七日，天刚蒙蒙亮，日伪军数百人直奔北疃村而来。

当年和战士们一起守着阵地的赵树光回忆：

太阳刚刚露出地平线，敌人就兵分两路，耀武扬威地从东北方向朝我压来。我举起望远镜，只见明晃晃的刺刀和钢盔一闪一亮，队伍像一条巨大的毒蛇在麦浪里滚动着，只见头不见尾。我预料到，一场恶战就在眼前，立即下令：“各中队和民兵准备打！”空气骤然紧张起来。

敌距我越来越近，大约一华里左右时，敌人把兵力铺开，成扇子面形包围过来，端着三八大盖，枪上上着刺刀的鬼子兵“嗷嗷”乱叫，小钢炮、掷弹筒、迫击炮弹也一起落到阵地周围，阵地上硝烟滚滚，不少战士的衣服着了火。我通知各中队不到百米不准射击，不准放空枪耗费子弹，要一粒子弹消灭一个敌人，要准备打一天。战士们很听话，他们一个个怒视着越来越近的凶恶敌人，一百米、八十米、五十米……直至敌人靠近了前沿阵地，我们的排子枪、手榴弹才一起吼叫起来，敌人像煮饺子般倒在血泊中。

一、地道中的人间炼狱

这次敌人出动一个大队，原以为“扫荡”一个村庄，围剿几个土八路是轻而易举的事。没想到，敌人冲锋了三次，均被八路军打退。日军大队长大江芳若恼羞成怒，把他的部下召集到村东北两里的一片坟地，大骂了一顿，并重作部署，组织新一轮进攻。日本兵在他指挥下，脱去上衣，穿着白衬衣，戴着钢盔，端着上了刺刀的三八枪，嗷嗷怪叫着又凶猛地冲了上来。枪炮声震耳欲聋，战斗胶着地打到下午一点多钟（一说“太阳平西”)，日军首先从民兵把守的西南角也即北疃村与南疃村接合部的朱根德家突破，一进村就爬上屋顶，架起机枪扫射。在敌人猛烈的火力下，原计划先利用村边工事打，再利用高房工事打，最后打地道战的计划被破坏了，只好下地道，打算利用地道继续打击敌人。

成群的日本兵冲进村子，房上、街上到处都是鬼子。赵树光他们一下地道，却发现高不过一米五，宽也就一米出头的地道里挤满了人。不仅仅是人，还堆满了东西。老乡们把家当几乎全搬进来了，有猪、鸡、农具、炕柜、纺车……地道里，老的、少的、男的、女的挤得水泄不通，寸步难行。

队伍窝在地道里无法动弹，地上的敌人看没有了抵抗，更加嚣张了。日本兵在一些汉奸的指引下，四处寻找地道口，强迫抓来的民夫在街道和院内乱挖。北疃村靠近沙河，又是平原，地下水位高，地道挖的不太深。敌人硬是找到了七个出口。地道一挖开，人们觉得眼前一亮，本能地忙往地道深处挤。接着听见上头日本人在哇啦哇啦乱叫，他们一边堵死通风口，一边往地道里仍毒气筒。地道里的人，包括八路军战士，大多不知道毒气筒，还以为扔进的是烧着的木头什么的。接着就闻见一股辣椒味儿、火药味儿，还带着甜味儿。然后就觉得喘不过气，胸口像压着块大石头，涕泪交加。顿时，洞内混乱起来，人们争先恐后地往洞口挤。但地道内空气不通畅，人又太多。毒气很快就发生了效用。很快洞内咒骂声、呻吟声、呼喊声，响成一片。这会儿人们中毒巳深，全身发烧，呼吸困难，双手在胸口抓来抓去，有的在地上打滚，接着一个个窒息而亡。地道里开始有人用指甲抠墙，指甲盖翻卷着往下掉。北疃村的王牛儿，带着分别为十岁、八岁的两个儿子，死在一块儿。当时两个孩子还直叫娘，王牛儿说：“别叫你娘了，她还不知死在哪儿了，咱爷们死在一块吧。”

幸存者说，在洞里被熏死的，以老人、妇女、孩子居多，一来是因这些人抵抗力更弱；二来是因为他们下地道早，自然也就待在空气更流通不畅的地道深处。当时洞里躺满了被熏死的人，有的地方：三具尸体倒在一起，把地道都堵住了。有的是一家子死在一块儿。

一些离洞口比较近，中毒较轻的人，挣扎着爬出地道。鬼子怕地道里毒气不散，不敢下去，强迫抓来的民夫下去，把昏迷不醒的人拖上来。地道口站满鬼子，一见人爬出来了，就是一刺刀，侥幸未死的，被押到房里看守起来。

二、比死亡还残忍的暴行

鬼子从二十七日黎明进村，二十八日黄昏离村，整待了两天。在这两天里，鬼子还把中毒神志不清的村民赶到打谷场，架着机枪扫射。有个叫徐玉茹的孕妇被剥光衣服，鬼子用刺刀挑开肚子，掏出胎儿当球踢。鬼子除了杀人，还大肆奸淫妇女，有的妇女刚奄奄一息地从地道口爬出来，就让鬼子给拖过去了。据幸存者回忆，幸存的大部分妇女，是被鬼子集中关在开轧花店的李洪辰家。除了年龄过大的外，从十岁的幼女，到五、六十岁的女性，无一幸免。有位外村的姑娘，让鬼子抓住后，拖到李化民家院子里，脱光衣服，又抓来北疃村的一位男青年，也脱光衣服，然后强迫两人面对面坐在一起。鬼子还摘来不少石榴花，插在那位姑娘头上，一大群鬼子围着观看两人的窘态，不时爆发出猥琐的笑声。羞辱完后，又将那位姑娘拉进屋轮番施暴……

一直到了第二天晚上，周边村庄的百姓见日本人从北疃村都撤了。一些干部、民兵，才急忙赶到北疃。一进村，就见到到处是死人。死在当街的有三百多人，死在村东北井台上的有九十多人，死在鬼子在村里的大队部所在处李洛敏家的，有二十九人。朱根德家院里，一个青年被辘辘将头砸得稀烂，红的血、白的脑浆流了一地。青年妇女李朱儿，赤身露体，坐于墙角，两腿分开，头套拉着死去……

在五月二十八日夜，冀中军区骑兵团一部曾途经北疃村时，嗅到了尸体的臭味。李健在《连天烽火》中有段描述：“五月二十八日夜，我们从七级村西内堡附近向西北出发，仍想找到七分区领导，向他们当面传达，不意夜间途经定县北疃村时，忽然一股难闻焦臭之气扑鼻而来，很觉奇异，低头一看，满街尸体，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惨不忍睹。有些临街房下、路口，也被挖掘开了。这时我心里忽然明白，这一定是日寇放毒，放火，大批残杀我利用地道抵抗的抗日军民。”骑兵团没有在北疃村久留，他们嘱咐村民把群众和战士的尸体掩埋好，就去执行他们肩负的任务去了。

村中老人们说，那天晚上，大家在躺满尸体、村内外弥漫着死尸的气味的北疃村忙碌着，一个个都装出十分平静，似乎这种场面见多了的神情，相互见面，什么也不说，只是轻声讨论着具体事：你看谁谁家的尸首咋办？你看谁谁家还有活人吗？其实，人人心中都堵着一大团东西。月光下，神态各异的死人宛如活人，而面色难看无无息地忙碌的活人，却犹如行尸走肉。

北疃惨案有尸体证明者共八百余名，(但死于地道深处被日军抓走或失踪者，难以提供具体死亡数字)二十四户被灭门，最惨的王洛根家十三口人全被杀害，连看门的老黄狗都没放过。

有少数村民，幸免于难。村民王文雪回忆自己脱险经过：那天下午，我满身泥土，满脸眼泪鼻涕，一歪一斜地被鬼子给押到朱根德家的南屋里。屋里已有三四十人，也都是一脸眼泪鼻涕、满身土，个个张着嘴，呼吸短促地瘫在地上哼哼着。我一看就知道这些人和我一样，也是中毒后从洞里爬出来的。

我进来后，鬼子还不断往里押人，有的不光中了毒，头上还流着血，大概是叫鬼子给打的。到天黑时，屋里一共押来七八十人。人挨着人，屋外有鬼子站着岗。中了毒气的人，浑身发烧、口渴难忍。鬼子却偏不让喝水。这一夜，陆陆续续死了十六个。

第二天（五月二十八日）鬼子吃过早饭，就把屋里还活着的人全赶了出来，就站在朱根德家的院子里。四周是鬼子。一个翻译官过来说：“谁换上军装就能活命，不换就死了死了的。”我当时心想，这小鬼子让咱这百姓换军装干嘛？换上军装，也许说我是八路，要杀了我！翻译官问了几遍，见大伙也不说换也不说不换。就又叫道：“愿穿军装的留在西院，不愿换军装的到东院去。”然后鬼子挨个把人拉过去，翻译官问：“换不换？”有的回答：“不换！”就让鬼子一把推到东院去了，有的迟疑了一会儿，说“换”就留在这院不动，回答说换的人多。回答说不换的只有十六个人，我是其中的一个。这些人便都给押到东院来了。

一进东院，就瞅见山药井边上倒着两个人，走近一瞧，是本村的许根柱、许福山。都已经死了。大伙心里正难受，又瞧见有个一脸杀气的鬼子提着一桶水进了院，把洋刀在水里蘸了蘸，顺手把刘玉章给拉过去，强迫他跪下，接着一刀就把头给砍了，那血从腔子里喷出来，一米多高。鬼子一脚把尸首踢下井里，又拉过四个人，又砍了两个。我一看这鬼子是真杀，不能等死，扭头一瞧，墙上正好有个缺口，墙那边就是西院，就在鬼子正砍人的时候，抽冷子一下从缺口处窜到东院。过墙的时候才发现，那院有个鬼子正站在缺口边上。院里好几十人正乱着换军衣，也没人注意。我赶快拿起套军装换上。

原来，鬼子让百姓换军装，是拿我们充被日本人俘虏的八路军。跟他们上司请赏，也是给老百姓看的。下午，鬼子押送着我们这些“八路”回定县，路上又拿刺刀挑死了十四个走不动的。这以后，又拿汽车把我们从定县运到石家庄。又运到关外，到抚顺下了煤窑。半年多后我才逃回来。村里人告诉我，在朱家东院山药井里发现了十五具尸体，有十三个是没头的，两个是枪毙的。我知道，这十五个人是怎么死的。不愿穿军装的那十六个人，就剩下我一个，算是死里逃生。

村民李洛田的回忆：我爬出地道后，被鬼子押到李洛敏家那两间小屋，几十口子人，全都挤在那两间小屋里，有的发烧把自己衣服脱了，有的一口一口喘粗气，就这么躺着、靠着、立着。有个人推开门跑到当院里大声喊：“渴死人了，给点水喝吧。”刚说完，在房顶上站岗的鬼子“叭”地一枪就把他给打死了。这么一来谁也不敢再出去要水喝了，一夜，死了十二个。第二天太阳平西的时候，听见街上鬼子整队要走。这才把没死的都赶出屋，只见一个上身没穿军服，只穿件褂子，下身挽着裤腿的鬼子，手里拿着把亮光光的刀，嘴里哇啦哇啦叫着，指挥着鬼子兵把人都拖到粪堆上，执行枪决。这屋里关的百姓，不是老的，就是小的。一个个全给枪毙了，连九十多岁的老头李洛敏，也让鬼子给杀在家门口了。刘兵站，还只是个十三岁的孩子，也给杀了。我是最后一个。也没什么怕的，心一横，望望天，再看看地，来吧。只见“叭”地一声，只觉肩膀、下巴上一热，身子不由自主地倒下了。但没死，我心里还明白，一动不动地躺在那，眼角瞅着鬼子。不一会，鬼子走了，我连忙挣扎着爬起来，托着下巴。去外村找大夫。大夫说，算我命大，这一枪，从肩膀上穿过，又从下唇处穿出，也不知是怎么打的。

三、时间难以抹去的伤

幸存者们自发组织锄奸队。一九四三年除夕夜，锄奸队摸进汉奸金大牙家。这个出卖地道图的叛徒，被割掉耳朵后活埋在自家枣树下。另一个汉奸张青玉，被捆在祠堂门口，乡亲们用锄头活活打死，血把青石板都染红了。

一九五六年，沈阳特别军事法庭上，主犯上坂胜跪在地上磕头求饶。这个当年指挥毒气战的日军少将，在法庭宣判时突然扯开领子，露出脖子上被八路军战士咬出的伤疤哀声说：“我愿以死谢罪！”在他志得圆满在中国推行毒气战时，他一定没有想过会有当庭谢罪的这一天，那时的他，也一定没有把北疃村在地道中被毒气熏死的数百个亡灵当作不可复制的宝贵生命来对待！（本文引用的史料来自丁晓山《鬼子进村》李健《连天烽火》及《程子华回忆录》）

作者｜刘亚宁

来源｜妖娆的野百合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