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领袖毛泽东一生非常注重调查研究工作。他通过调查研究，解决了许多问题，为制定正确的政策提供了重要依据。“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是他的著名论断。毛泽东这句至理名言不但在革命战争年代发挥了重大的基础作用，在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仍然闪耀着熠熠光环。

毛泽东多次进行实地调查研究

20世纪30年代，毛泽东所作的一系列农村调查与其他著作一样极具方法论的指导意义，他于1930年6月写成的《寻乌调查》是其中一篇重要的代表作，是反对本本主义的重要实践篇。

有一次，毛泽东为了向当地农民了解真实情况，就帮助对方插秧，在共同劳动中和对方拉近关系，以了解真实情况。正如他所说：“没有满腔的热情，没有眼睛向下的决心，没有求知的渴望，没有放下臭架子，当小学生的精神，是一定不能做，也一定做不好的。必须明白，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毛泽东在寻乌调查中，注意与调查对象交朋友，比如他在1941年9月13日的《关于农村调查》一文中所说：“开始时，他们很疑惧，不知我究竟要把他们怎么样。所以第一天只是谈点家常事，他们脸上没有一点笑容，也不多讲。后来，请他们吃了饭，晚上又给他们宽大温暖的被子睡觉，这样使他们开始了解我的真意，慢慢有点笑容，说得也较多。到后来，我们简直毫无约束，大家热烈地讨论，无话不谈，亲切得像自家人一样。”毛泽东告诫大家调查要深入细致。

通过寻乌调查，毛泽东深化了对阶级成分的认识，特别是各阶级革命态度的认识。这个调查在毛泽东一系列农村调查中具有重要地位。正如毛泽东所说：“到井冈山以后，我作了寻乌调查，才弄清了富农与地主的问题。”

“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毛泽东在《调查工作》一书的开篇就这样强调。他在文中主张解决实际问题就要到群众中去作社会调查，比喻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

毛泽东最早的系统论述调查研究思想及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专著就是《调查工作》，它不仅凝聚了调查研究思想的精华，也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初步形成了毛泽东思想的三个基本点，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

在反“围剿”斗争在，毛泽东指挥红军不断南征北战，《调查工作》一书不慎遗失，这让他深感遗憾。可是，毛泽东想不到的是，当年8月，中共闽西特委翻印了《调查工作》，一位名叫赖茂基的农民保存了这个版本。1957年，他将此书献给了福建省龙岩地委。1959年，龙岩地委又将这件珍贵的革命文物送至中国革命博物馆。1961年，毛泽东看到这本书时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说道：丢掉这篇文章就像丢掉了一个孩子，时常想念。现在失散多年的“孩子”终于找回来了。

毛泽东还于1931年和1933年11月下旬写成《兴国调查》与《长冈乡调查》。有一天，毛泽东在外出实地考察归来的路上遇到了当地一位红军家属刘长秀，便问她，“家中有几个人吃饭？粮食够不够吃？刘长秀回答说：“我丈夫当红军走了，大儿子也当红军走了，家里没有劳动力。但共产党真好，什么事情都替我想到了，当粮食不够吃时，乡政府还从200多里地的公略县采购大米来救济生活困难的群众。干部不仅关心我们群众的经济生活，而且关心群众的文化生活，全乡办了4所列宁小学、9所夜校，还办了俱乐部哩。”听了刘长秀的话，毛泽东满意地点了点头。

毛泽东在《长冈乡调查》中指出：“可尊敬的长冈乡工作人员，他们得到了广大群众的真心实意的爱戴。……我们要造成几千个长冈乡、几十个兴国县。”不久，毛泽东亲笔写了“模范兴国”奖旗一面，以奖励“兴国的同志们创造了第一等的工作”。

调查研究是毛泽东领导艺术的一个重要方面。他坚持调查研究，事无巨细，总是周详严密调查分析后，才作出科学判断，最后形成指导我党的方针、政策。毛泽东之所以比他同时代的人更有远见卓识，就是因为他在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毛泽东倡导的调查研究在中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毛泽东要求身边工作人员进行调查研究

新中国成立以后，作为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失去了随意接触人民群众的机会，这让他感到相当苦恼，为了摆脱这种人为的隔阻，他想出一个办法，让自己身边的工作人员做“耳目”，探亲访友，外出办事，都要搞社会调查，写书面报告，最终，他调动身边的工作人员组成了一个严密的调查网络，使他能够了解到全国的真实情况。

1955年5月14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丰泽园接见警卫部队时，给警卫战士们规定了三项任务：一、搞好保卫；二、搞好学习；三、做一些社会调查和研究工作。毛泽东特别阐述了搞好社会调查的方法、态度和意义。要求每一个警卫战士回家探亲时，都要搞社会调查。回来要汇报，要写调查报告。

为了解全国的真实情况，特别是农村的真实情况，毛泽东要求警卫他的一中队“要搞成五湖四海”。从全国各专区分别选一个，不要重复。

此后，毛泽东坚持听那些回乡战士的汇报，并亲自批改战士们写的调查报告。

据林克《读无字之书——毛泽东要身边人员作社会调查》一书记载：

上世纪50年代中期，一个严冬季节，田家英同志受毛泽东的委托，到老解放区进行社会调查，了解老区人民生产、生活的情况。林克随田家英同志一同前往。他们一户又一户，一村又一村，有时乘车，有时步行，历时二十多天，完成了这次调查。路上田家英曾对林克说，这一带老解放区生产发展比较慢，原因在于当地党员干部比较老化，摆老资格，不能吸收新鲜事物，思想保守，缺乏闯劲。像这样的地区如果不发展新党员，要比较快地改变落后面貌，是困难的。回到中南海以后，田家英向毛泽东汇报了此次调查的情况。毛泽东对他在调查中发现的问题和他的意见颇为重视和赞赏。

1964年3月，毛泽东在邯郸同河北、山西及地委部分负责同志谈话时，仍然记得这次调查，他说：“老解放区有的不像样子，有人摆老资格，把持党组织，不发展新党员。如河北平山，全县封锁情况，下去的干部，他们要考你中央委员有多少？都叫什么名字？等等。”

1957年底到1958年初，连续有人汇报农村某些地区出现的“两极分化”和贫富差距加大的情况。每次听过汇报，毛泽东脸色都显得阴沉，久久思考着不作一语。

据毛泽东的卫士长李银桥回忆，大约是1957年12月，警卫战士马维探亲回来，不仅写了调查报告，还带回一个窝头，又黑又硬，掺杂大量粗糙的糠皮。马维把这个窝头交给毛泽东说：“我们家乡的农民生活还很苦，他们就是吃这样的窝头，我讲的是实话。”

毛泽东的眉毛一下子拧紧、耸高了，马维的报告对他的震动是显而易见的。接过窝头时，毛泽东的手甚至有些抖。他很费劲地掰开那个窝头，将一块放入口中，他才嚼了几口，眼圈就红了，泪水一下子充满眼眶淌落下来，鼻子也壅塞了。

毛泽东一边哭，一边掰了窝头分给身边的工作人员，说：“吃，你们都吃，都要吃一吃。他哭得很厉害。说话声音很大，又常常语塞，断续道：“吃啊，这是农民的口粮，是种粮的人，吃的口粮……”

身边的工作人员都吃了。真难下咽，又不能不咽。泪水涌溢的毛泽东直视着他们，特别看了看为他制定食谱的保健医生。因为毛泽东饮食一直是粗茶淡饭，以粗粮为主，不肯吃保健医生为他制定的富于营养的高级食品。毛泽东曾敲着他那装着红糙米和小米的饭碗说：“全国农民如果都吃上我这样的饭那就很不错……”

那一天，毛泽东没有吃午饭，也没有吃晚饭。他的“午饭”是在夜里，他的“晚饭”是在早晨。他应该睡觉了，李银桥帮他按摩时，他带着久久思考后仍然困惑的表情对李银桥讲话，又像是对另一个并不存在的人讲话：“我们是社会主义么，我们的农民不该还吃窝头么！不应该……”过了很久，他又说：“要想个办法，必须想个办法：怎么样才能加速实现社会主义？”

一连几天，李银桥几次听到毛泽东讲“要想个办法”的话。他与一些中央负责同志讨论，也是要想个办法。

1958年1月1日，毛泽东在临时召集的一次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十五年内赶上英国”的口号。

1959年3月，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基本观点。到了5月份，党的八大二次会议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

一个“窝头”，最终成了促使毛泽东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一个重要起因。

事情的结果虽然不尽人意，但毛泽东的出发点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到了1961年，大跃进、人民公社化的运动受到严重挫折，国民经济遇到严重困难，这时，毛泽东又提出“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搞个实事求是年”。毛泽东直接指导和组织三个调查组分赴浙江、湖南、广东农村进行调查。

1961年3月，毛泽东在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谈到三年困难时期为什么出了乱子时强调：根本原因是未调查研究，心中无数。毛泽东除了亲自视察或调查外，他还经常让身边工作人员到城乡的厂矿、街道、农村、学校，深入社会，深入实际，作调查研究，时间有长有短。

1961年，毛泽东让秘书林克等人到河南参加整社。据林克在《读无字之书——毛泽东要身边人员作社会调查》一文中记载：“1960年，我国国民经济遇到严重困难，全国城乡严重缺粮，很多地方发生了浮肿病，有些省份出现了非正常死亡。毛泽东心情沉重，忧心如焚。”

12月26日是毛泽东的生日，这一天，他请来林克、高智、叶子龙、李银桥、王敬先、封耀松和汪东兴七个人同他一起吃饭，饭菜没有肉，非常简单。

吃饭时，毛泽东神情严肃，语重心长地对大家说：“现在全国人民遇到了灾难，人民生活很困难，我很不放心。除了汪东兴同志外，你们六人都下去，和群众打成一片，实行同吃、同住、同劳动，了解真实情况，农村人民的生产、生活有什么困难和问题，群众有什么意见，都如实地反映上来，不要隐瞒。”

临行前，毛泽东跟林克谈了一次话。毛泽东指示他们要过好三关：一要过好生活关，同劳动人民实行“三同”，不搞特殊化；二要过好政策关，从实际出发，正确执行党的政策；三要过好群众关，深入群众调查研究，反映真实情况。

1961年1月16日，这一行人自北京出发，参加河南省、地、县工作队，由于河南信阳专区的整社工作已到收尾阶段，所以，他们改去许昌专区鄢陵县马栏公社参加整风整社，贯彻中央十二条紧急指示和农村人民公社条例草案。罗道让和林克参加了省、地、县工作队领导小组。

在调查中，他们发现农民对公共食堂意见很大，冒险申请停办了公共食堂。

20世纪60年代初，为了克服“大跃进”和人民公社造成的严重困难，毛泽东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系列调查和整社活动，为后来制定《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简称人民公社“六十条”）提供了客观依据。

历来重视调查研究的毛泽东，认为了解社会情况、研究社会情况，是党的政策的出发点。他除了通过阅读报纸、刊物掌握信息，有机会就尽可能地直接接触群众，听取群众反映。除了他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就提出了“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著名科学论断，他一生中的许多社会调查，对解决中国革命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重大问题可以说都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在毛泽东大力倡导下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进行调查研究

老一辈革命家搞调查研究有一个突出的共同特点，调查研究亲力亲为，身体力行，亲眼看，亲耳听，亲手掌握材料，亲自分析研究，得出结论。

朱德在指挥打仗时，把调查座谈会开到了前线。1947年10月，为了确保石家庄战役的胜利，朱德深入前线，专门到炮兵旅驻地实地考察，召集部分连队指战员座谈如何打阵地攻坚战，如何打碉堡、暗堡，如何实施迫近作业和坑道爆破，如何开展巷战等。石家庄刚刚解放，他又召集参加攻打石家庄的50多位指战员，开了3天座谈会，每次都是多则八九个人，少则五六个人。朱德亲自口问手记，同大家切磋研讨，总结攻坚战斗的具体经验。

年事已高的朱德，从新中国成立一直到1976年去世，每年都要拿出两到三个月或者更多的时间，深入厂矿、农村考察。视察回来后，他常常不顾旅途劳顿，亲自主持起草调查报告，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和建议。1951年到1966年，他向党中央提交了108份调研报告，其中98份报告是他亲自主持起草的。

邓小平同样重视开座谈会的方法，1977年他刚刚重新回到中央领导岗位，即在北京主持召开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收集全国有关科技教育专家谈对科技和教育工作的意见。邓小平会前亲自拟定了参会人员名单。从8月4日至8日，座谈会一开就是5天。会上，邓小平请大家畅所欲言提意见。他认真听后说：“通过这次座谈会，我了解了一些情况，也开始了解了当前应该首先解决的一些问题。”座谈会最后一天，他提出了关于科学和教育工作的重要意见，指出，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四个现代化要从科技教育着手，并作出了1977年当年恢复高考的重大决策。

在设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蓝图过程中，邓小平也是带着问题不断进行实地调研。比如，党的十二大提出，到2000年实现全国工农业总产值在1980年的基础上翻两番，使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翻两番”靠不靠得住？“小康水平”是什么样子？带着这样的思考，邓小平1983年2月专程前往经济发展较快的苏浙沪地区，进行了3个星期的调查研究。在苏州，江苏省负责同志向他详细汇报了全省及苏州工农业生产情况，表示像苏州这样的地方，准备提前5年实现“翻两番”。当邓小平问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800美元后的社会面貌时，江苏省负责同志具体汇报了6条：人民的吃穿用问题解决了，住房问题解决了，就业问题解决了，人不再外流了，中小学教育普及了，人们的精神面貌变化了。和江苏一样，浙江、上海等地也是欣欣向荣的景象，这坚定了邓小平对“翻两番”、实现小康目标的信心。回到北京后，他约请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介绍这次调查的情况，高兴地说：“看来，四个现代化希望很大”。

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对有争议的问题，邓小平坚持亲身到实践中去调查了解清楚情况，然后再下结论、作决断。经济特区创办后备受争议，邓小平说：我要来看一看。1984年初，他先来到深圳，深入商业区、工厂、蛇口工业区、渔民村等了解情况。离开深圳后，他写下题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随后，再经过对珠海和厦门经济特区的调研，他明确提出：“我们建立经济特区，实行开放政策，有个指导思想要明确，就是不是收，而是放。”他以自己亲自调研的所见所闻和深入思考，作出给予经济特区充分肯定的结论，推动进一步搞好经济特区，扩大对外开放。

为做好八大的准备工作，刘少奇从1955年12月7日至1956年3月9日，先后约请37个部门主要负责人汇报座谈。在此期间，他除了参加外事活动和出席中央有关会议外，大部分时间都在开座谈会，详细询问和了解工业、农业、商业、交通、财政、金融、文化、体育、卫生和国民经济计划等各方面的情况，记下了几万字的笔记，并对各部门工作提出了指导性意见。

对于拜人民为师的重要性，刘少奇也深有体会。1961年4月1日至5月15日，他到湖南省宁乡县和长沙县调查研究。下去前，他就对中南局和湖南省委负责人说，要采取过去老苏区办法，直接到老乡家，睡门板，铺禾草，既不扰民，又可以深入群众。人要少，一切轻装简从，一定要以普通劳动者的身份出现。刘少奇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在一次座谈会上，他摘下青呢帽，露出满头银发，诚恳地说：“我是向大家求教的。这次中央办了错事，我们对不起大家，向大家道歉。但是改正错误要了解真实情况，希望大家帮助我，向我提供真实情况。”这让在场的干部群众十分感动，开始真实地反映情况。刘少奇还来到生产队，和社员们进行面对面的交流。他发现困难的严重程度已远远超出原先的估计，造成困难的原因主要是政策错误，得出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结论，并客观地向党中央和毛泽东作了汇报。

刘少奇特别强调做调查研究要有明确的目的。他说：为什么要做调查研究呢？是为了解决问题而调查，不是为调查而调查。那末，首先脑子里面要有问题才能调查。你脑子里面连一个问题也没有，就去搞调查，那就会搞得没有个边。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每个时代总有属于它的问题。我们党干革命、搞建设、抓改革，从来都是为了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坚持问题导向，通过调查研究弄清问题性质、找准症结所在，进而有的放矢、解决问题，是老一辈革命家开展调查研究的重要方法。

根据不同的调查内容，召开不同形式、不同规模、不同时间的调查座谈会也是老一辈革命家经常采用的一种调查研究方法，这种方法简单易行，广泛可靠。

在这一点上，周恩来做得也非常出色。他说，一个人的认识总是有限的，要敢于听取不同意见，敢于和不同意见的人讨论问题。他注意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集中大家的正确主张，汲取众人的知识、智慧，作出符合客观实际的决定，不盲目拍板。在三峡及葛洲坝工程决策中，存在“两派之争”。周恩来说过，争论是必要的，不争论哪会有这样多的材料回答各方面提出的问题；争论只要不妨碍工作， 有利于工作，就应当提倡、鼓励；在今后的工作中，还允许有反对意见。三峡是千年大计，对问题只谈一面，很容易走到片面。为把三峡搞得更好，还是可以争论的，因为这样才能有利于工作。他多次强调，敢提意见就好，总得有对立面，没有对立面危险得很。每次开工程研讨会，周恩来都让工作人员通知有不同意见的同志参加，在会上还特意请他谈看法，会后又让他把意见写成书面材料附在报告后面一并送毛泽东参阅。

陈云也非常重视听取不同意见，他认为这样能得到更全面的认识，能作出更正确的决策，少走弯路，少犯错误。他说：“在干部中间多注意听反面的意见，这是调查研究的一种重要方法。凡是提出一种意见的人，他总是看到了一点东西。即使是错误的意见也不要怕，有错误的意见，可能使正确的意见更加正确。”在讨论问题的时候，陈云即使有了自己的意见，也往往不急于表达，而是引导下级和群众先讲出各自的意见，特别是有意识地引导他们来反驳、批评自己脑子里头已经形成的意见。他还把自己的心得概括为“交换、比较、反复”的六字箴言，在党内广为流传。

在抗日战争期间（1939年12月），地道最早在河北省蠡县出现，对此时任冀中军区政委的程子华和冀中军区司令员的吕正操都有回忆。程子华在《冀中的民兵斗争》一文中这样写到：“地道斗争，这是平原游击战争中群众的伟大创造，在反蚕食斗争中起了伟大的作用。地道斗争最初是在离敌人据点近，敌人骚扰最厉害的村庄产生的……可是当时区党委里有的同志对这新事物不了解，认为既然要抗战，就应该不怕牺牲，钻地洞是消极的。因为在认识上不一致就有了争论。1941年秋，我带了几个同志到地道斗争开展得早的蠡县、高阳等地调查，向区党委作了调查报告，认为挖地道是在敌人残酷蚕食的特殊情况下，敌伪碉堡附近的群众为保存自己反对敌人的有效的斗争形式。这样，经冀中区党委和军区领导讨论研究后，统一了认识，在区党委和军区发出的反扫荡指示中，要求各地普遍挖地道。于是，地道从洞与洞打通，发展到村与村打通，以致挖成地道交通网。起先只是为了隐蔽和转移，以后发展到利用地道打击和消灭敌人，以保卫村庄。”程子华通过实地调研，得出了正确的结论，为科学决策提供了依据，为坚持平原游击战争做出了突出贡献。

近期，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案》，要求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毛泽东实践和倡导的调查研究工作方法，对于其在新时代更好服务于科学决策，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调查研究本身就 具有重要功能和作用：一是帮助人们认识世界。二是密切联系群众。三是调查研究推动实践。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调查研究的重要性，并提出要求。调查研究是我们党的“传家宝”，它关系到我们党的事业的兴衰成败，也是领导干部的基本功。因此各级领导干部要练好这个基本功，要了解情况，掌握规律，加深对客观规律的认识。这样才能拿出符合实际情况的政策方案和政策工具，作出科学决策。

注：本文参考徐文钦编著的《毛泽东读书治国》，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1月新1版，617页至632页；2019年4月4日，15时28分，央广网发布的《求是：老一辈革命家如何搞调查研究》。

本文由穆立新整理

编辑：孙业腾